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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陶家的地位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于寒门。陶侃出身寒微,被讥为“小人”,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之人。可以想见,他的后人在政治上的处境是相当尴尬的。

  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就透露了这一消息。陶渊明29岁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辞职。后来江州召为主簿,他未就任。

  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在隆安五年(401)所写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说:“诗书敦素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寻阳居丧了。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帝元兴元年(402),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元兴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国号曰楚。元兴三年(404)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来了,希望有所作为:“时来苟冥会,婉辔憩通衢。”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的生活:“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馀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义熙元年(405),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馀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这次辞去县令的直接原因,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而他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隐居了。

  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如“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决心的一种方法。在后期他并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晋朝末年曾征他为著作佐郎,不就。刘裕篡晋建立宋朝,他更厌倦了政治,在《述酒》诗里隐晦地表达了他对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贫病交加,

  “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写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后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

  这成为他的绝笔。死后,朋友们给他以谥号曰“靖节先生”。他的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了诔文,这篇诔文是研究陶渊明的重要资料。《宋书》、《晋书》、《南史》都有他的传记。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

  陶渊明(约365-427),字元亮,又名潜,世称靖节先生,号五柳先生,浔阳人(今江西省九江市星子县人)。东晋著名文学家,田园诗人,辞赋家,散文家,汉族(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考证陶为奚族人,但其证据略显薄弱)。(《宋书》隐逸传云:“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浔阳柴桑人也。”)因宅边种植五棵柳树所以号五柳先生(未得到证实),谥称靖节居士,宜丰县澄塘镇秀溪村人。宋代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有陶渊明始家宜丰的记载。宜丰旧《图经》亦有此说。陶渊明29岁徙家柴桑,出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后任彭泽县令。因不事权贵,弃官隐居栗里(今星子县境内)。52岁时偕少子陶佟回归宜丰故里,四年后返浔阳,逝于柴桑。陶佟留居故里。今澄塘镇秀溪、故村等处陶姓人皆为陶佟之后裔。历代方志载宜丰境内有南山、柳斋、菊轩、东篱、洗墨池、藏书礅、故里桥、靖节桥、我公桥、舒啸台、赋诗湾、顾渊石、醉卧石、渊明洞、读书堂、靖节祠等陶渊明遣迹及其纪念建筑。

  他出身于破落官僚地主家庭。从小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对生活充满幻想,希望通过仕途实现自己“大济苍生”的宏愿。自29岁起,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他不满当时士族地主把持政权的黑暗现实,任彭泽县令时,因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仅80多天就辞官回家,作《归去来兮辞》,自明本志。从此“躬耕自资”,直至63岁在贫病交迫中去世。他长于诗文歌赋,诗歌多描写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其中的优秀作品隐含着他对腐朽统治集团的憎恨和不愿同流合污的精神,但也有虚无的“人生无常”“乐天安命”等消极思想。另一类题材的诗,如《咏荆轲》等,则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颇为悲愤慷慨之音。散文以《桃花源记》最有名,他用客观的记叙方式虚构了一些情节,塑造了一个美好的世外桃源,并通过这个故事反映了人民厌恶战争和追求和平的生活愿望,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对理想社会的憧憬。陶渊明的诗文兼有平谈与爽朗的风格,语言质朴自然,又极为精炼。有《陶渊明集》。

  作为身处晋末乱世的隐士,陶渊明晚年常与庐山中的释道交往,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但要说他们之间在思想上志同道合,恐怕却未必尽然。 仔细地研读过陶诗和了解诗人生平的人,都会知道陶渊明是个外表恬淡静穆,而内心热情济世无神论者。他少年时曾胸怀大志,接受儒家思想,希望建功立业。但在出仕了一个时期以后,现实使他感到失望,他不愿与当政的人同流合污,便选择了一条退隐归耕的道路。

  这时他又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因为他有过以往文人多不曾有过田园生活,并且亲自参加了劳动,与劳动人民有了接触,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得到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因而在崇尚骈俪陈 旧文风的晋代,能创造出有独物风格的田园诗的新形式,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从少年时的“猛志逸四海”,到老年时的“猛志固常在”,始终对世事没有淡忘。他传世的名篇《桃花源记》,正是他对如同上古原始时代的那种人们自食其力、友好相处、没有种种现实中的纷扰与贫困的“怡然有余乐”社会的憧憬。就是他的隐居与饮酒,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分析,也含有对当时黑暗统治表示一定程 度的不满和反抗的意义在内。

  当然,陶渊明毕竟是一个生活在一千多年前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在他的思想和诗文中不可能不存在许多安贫乐命、及时行乐、避世消极的东西。但后世历代的文学评论家和选家出于自己的阶级偏爱,多着重欣赏和赞扬他这方面的特点,认为这才是陶诗的精华所在。

  苏东坡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人贵真,诗亦贵真,诗真乃由人真而来,这就是陶诗具有经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

  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确如其言,陶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

  陶渊明是东晋时期的一位非常重要的诗人。他被尊称为隐逸诗人之宗,而且开创了田园文学这一文学潮流。他的诗文充满了田园气息,他的名士风范和对生活简

  朴的热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深受其影响。陶渊明在中国几乎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上过中学的人都学过他的《桃花源记》,很多人会随口念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老师还会给我们讲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然而要进一步对他说些什么,恐怕就有点困难了。一个人之所以成为那样的人,总得有很多因素的影响造成。若要更进一步了解这位隐逸诗人,知道他 的生平、多读他的诗文,是必不可少的。

  他是个生性热爱自然,不喜拘束的人。正如他《归园田居》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这样的人让他去做官 ,每天逢场作戏官场酬酢,定是难受得很。当他真正抛弃了所谓的“功名利禄”之后,一个无限舒展的世界向他敞开了。从他的诗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的精神世界迈向了另一个层次: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随口念来,让人心向往之。

  东晋是乱世之末,又是佛教风行、崇尚名士风度的时代,因此,才会造就出陶渊明这样超越世俗的田园诗人。唐以来的许多大诗人,像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 陆游,都是非常推崇陶渊明的,在艺术创作和人生态度上也深受其影响。陶渊明的诗文代表了关于“人的觉醒”,也就是说,人不光要有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也非常重要。当我们再次念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诗的时候,便感到了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自由与舒展。

  陶渊明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

  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

  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太阳集团2138网址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

  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

  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

  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炙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

  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

  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

  ,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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